河南鄭煤集團大平礦“10·20”礦難，死亡l48人；陜西銅川陳家山“11·28”礦難，死亡166人；今年遼寧阜新孫家灣“2·14”礦難，死亡214人。這幾次特大瓦斯事故觸目驚心，影響極大。

　　中國煤礦開采條件復雜，安全基礎薄弱，發展很不平衡，有的煤礦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有的小煤礦出煤還在靠鎬刨人拉。
　　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今年3月份在接受新浪網記者采訪時指出，在2004年全國19。56億噸煤炭產量中，有安全保障能力的只有12億噸，還有7億噸的產量是在缺乏有效安全保障的情況下生產的。全國煤礦安全投入欠帳超過500個億，50、60年代的設備依然在用。許多煤礦面對經濟快速發展的需求，長期超能力生產。上述因素為煤礦安全埋下了深層隱患，從行業整體上決定了中國煤礦還處在亞安全期，距離本質安全有明顯差距。

安全文化：發揮文化對安全的深層推動作用
　　文化的作用易遭忽視，有人只注意到西方社會近兩百年的工業革命，卻沒有留意自文藝復興以來積累的先進文化基礎。
煤礦安全離不開智力支持和精神動力。有這樣一個事例：某礦近年來有礦坑涌水現象，前16次涌水量觀測結果均在排放能力范圍，許多人就認為涌水不會造成事故。未料到今年5月21日，該礦第17次涌水時，單位涌水量驟增10倍以上，危險能量大量釋放，5名礦工被奪去生命。經過16次觀測就得出一個必然規律，是一種有限歸納法，其可靠性在現代哲學中早不是新鮮話題。18世紀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20世紀猶太哲學家卡爾?波普都曾指出：有限的經驗結果只是一種或然性，并不能產生必然規律。
安全文化應指所有服務于安全生產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其內核是人的安全理論和思維方式。加強煤礦安全文化建設，首先要使人們確立以人為本的安全理念。其次要實施“科技興安”戰略，加強煤礦瓦斯治理的技術攻關。第三是安全人才的吸收和培養。陜西銅川礦業集團已經11年沒進大學生；同時，許多煤礦的技術人才還在不斷外流。煤炭這一高危行業越是需要人才卻越是留不住人才，這種局面必須政變。北宋王安石主張對人才要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對煤礦應該有所啟示。

政府調控：積極干預中用好“后發”優勢
??? 德、日二戰后并沒有像英美等原生型工業國那樣讓市場這只“無形的手”來引領經濟發展，而是把強大政府的積極干預和后發優勢結合起來，最終得以快速崛起。市場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當市場機制對煤礦安全的調節難以奏效時，政府必須進行積極干預。普利高津的耗散結構理論表明：在開放的系統中，一旦某個參量變化達到一定的閾值，系統就有可能產生突變和飛躍。說明通過政府干預使煤礦安全產生突變是可能的。安全事故作為經濟發展的代價，從性質上說必然存在，從程度上說可以控制。社會發展有時必須付出選擇性的代價，重特大事故一次可能失去上百人的生命，超過了群眾的心理承受能力，顯然不能作為和諧社會的代價，這應該是一個原則和底線。寧可其它方面作出犧牲，也不能以煤炭行業的亞健康和不安全為代價。市場調節和國家干預都只是手段，群眾的平安幸福才是最終目的。對煤炭行業實施政策性保護是美、英、德、日等國的普遍做法，中國煤炭行業作為整合度較低的行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中國煤礦需要政府在財政、稅收和可持續發展方面進一步予以保護，這是煤礦安全的深層需要。
在政府積極干預的同時，我們要充分發揮”后發”優勢。上個世紀末國家撤銷煤炭部，借鑒國外經驗，成立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煤礦安全監管從行業管理改為行政執法，這是一個重要的改革舉措。但煤礦安全的法制化改革幾年來還未真正形成一種全方位的、上下一體的良性互動，安全執法這種應該很有效的制度時常被迫進入原先計劃經濟的軌道而未能有效發揮作用，而政府的積極干預才是最好對策。
實行煤礦安全監察制度后，還要推行配套改革。如果恢復原樣再成立煤炭工業部，則是一種悲哀和倒退。如果沒有其它改革的配合，單純的安全改革很難取得成功，近年來自撤銷煤炭工業部之后煤礦一度存在的行業管理缺位就是這個原因。政府對煤礦的積極干預就是要結合實際，發揮”后發”優勢。

安全法制：在強化“問責”中向縱深推進
依法治國是發達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原因。法制國家的特點是制度至上，美國人深以為榮的不是他們的財富而是他們的制度。康德說過：自然實現自己終極意圖的形式條件，就是人們相互關系中的法制狀態。
煤礦事故并非都是市場經濟的必然代價，不少事故緣于人為因素。遼寧阜新“2?14”礦難后，遼寧省副省長劉國強受到行政記大過處分，阜新礦業集團董事長、總經理梁金發被撤職。這說明安全責任追究的力度在加大，但與事故后果相比，追究的力度還要加大。難道礦工可以犧牲生命，干部就不能犧牲所謂的前途？在強化問責的同時，謹防“權大于法”和“錢大于法”的影響，切實解決好“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