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關于煤礦安全事故的報道之多、之頻實屬歷史罕見。在百度搜索引擎，關于“礦難”的網頁竟有200萬篇。國家安監總局在其官方網站上這樣寫道：僅2006年上半年，中國礦山安全事故就達2014起，死亡3393人。
　　
　　國家監察，公權力怎樣才能到位
　　
　　不可否認，黨中央、國務院對煤礦安全生產工作一直是高度重視的。2000年成立國家煤監局，2001年組建國家安監局，隨后又將其升格為安監總局。同時，每個省都建立了安全監管機構，各地市大部分也都有了安監機構。全國安監、煤監系統專職的監管監察執法人員近3萬人。除機制上的保障外，國家關于安全生產的政令、法規和文件更是堆滿了煤礦領導的案頭。
　　
　　一面是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一面是煤炭安全生產依然嚴峻的形勢，二者似乎形成鮮明的反差，人們不禁要問：這中間究竟哪個環節出現了問題？
　　以“5·18”山西左云礦難為例，這個曾轟動一時，造成56名礦工遇難的煤礦透水事件發生后，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痛斥：事件充分反映出安全監管監察工作執法不嚴、管理漏洞嚴重。
　　不只左云，事實上幾乎每起礦難發生后，都能挖掘出其背后隱藏的具有利益色彩的“官煤共同體”和所謂的“執法不嚴”。當少數監管者以手中的權力為違法者撐起“保護傘”的那一刻，公權力也就成了某些人權力尋租的一個工具，也就有了此前個別人“寧可丟官，絕不撤股”的叫囂。而缺少了監督和管理的安全生產在所謂“潛規則”的作用下，也只能是“紙上談兵”、“空中樓閣”了。
　　
　　馬克思說，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于冒絞首的危險……那么，在目前我國以官員引咎辭職為標志的問責體系尚未真正建立之前，誰來為公權力戴上“緊箍咒”？
　　客觀上說，公權力的存在在于它能夠保護個人產權，即私權。而公權力也能將其自身成為一個侵害者，也就有了公權力的濫用。此前，有專家建議，只有除掉“保護傘”，讓監管者無法利用公權力來謀取私利，才能有效緩解煤礦安全生產的被動局面。問題是，即便撤了這些官員的職務，“官煤勾結”這個怪胎就會消弭殆盡？煤礦安全生產就能一勞永逸嗎？答案并不讓人樂觀。黑礦主總會在權力階層中找到新的代言人。
　　事實上，僅僅是約束或撤掉幾個人的權力，并不能真正約束公權力的濫用。而懲處了幾個事故責任人，也不可能徹底糾正錯位的公權力。關鍵在于要以完善的法律制度來限制公權力的權限，讓監管部門不能干預或參與企業的經濟活動，讓政府成為一個有限有效的政府。
　　
　　如何擺正監察與管理的關系
　　
　　以重“管”為特征的煤礦安全監察，和以重“理”為特征的煤礦安全管理，兩者互為依存。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安全監察是為安全管理而存在，安全管理是在安全監察之下而進行。但是，我們所擔心的，恰恰是本來應該相互補充和配合的雙方，卻矛盾地糾纏在一起，該管的管不好，不該管的搶著管。
　　國家煤礦安全監察是代表國家行使權力，具有相應的權威，它在行使監察職能時，應該是不囿于級別，至少在同級別中是沒問題的。
　　但是，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現在，很多國有大型煤炭企業都歸地方管理，“婆婆”是省國資委，也就是說省國資委具有對下轄煤礦安全生產的管理職能，應該擔負一定的責任。可是，各地的煤礦安全監察很少或者根本沒有對各省的國資委實施監察，即使是與省國資委基本平級的省煤監局，也很少對國資委進行監察。
　　
　　難道煤礦主管部門的煤礦安全生產有關法律法規的貫徹落實情況、資金的投入、干部的任用、機構的設置、職工的培訓情況等等，不應該被監督？煤礦發生事故后，是否應對煤礦的主管部門國資委追究責任？
　　事實上，近幾年的事故追究中，又有幾起涉及到了國資委呢？地方政府對煤礦的“監管”有哪些標準，是否盡到“監管”責任？而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又發揮怎樣作用？煤礦安全監察的重點放到基層、放到煤礦、放到井下，多往下跑是對的，但在“下跑”的同時不能忽略了上頭，國家煤礦安全監察不應該丟死角、留空白。